听爷爷讲哪过去的故事
——倾听老战士董瑞海追忆革命的一生
引 子：从小常听奶奶讲那过去的故事,上大学后又亲耳听到这样令人难忘的革命故事。这一天，伴着端午节清香的细雨，我随学校采写团来到兰州军区小南门干休所采访老战士。献上了几个小节目之后，我们的采访正式开始。我的采访对象是前安康军区副政委，87岁高龄的董瑞海爷爷。董爷爷1938年入伍，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被授予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采访一开始，老人就兴致勃勃地讲起他参加过的战役。说是采访，却更像是听爷爷讲那过去故事。我把这些故事纪录下来，与大家分享。
最了不起的抗战小战士
董爷爷的家在河北，因为父亲做过买卖，家里的日子还算宽裕，有能力供他读书。他在保定读初中时学习成绩十分优异，尤其是数学。当时学校规定，数学成绩在90分以上的学生保送高中理科，董爷爷以93.5分成为全校仅有的三名幸运儿之一。可是，正当他们满怀欣喜踏进高中大门，“交了学费，一天课都还没上，日本鬼子就来了”。18岁的他被招进抗战学院，开始了戎马生涯。但提及学习，董爷爷依然充满自豪：“因为文化水平高，一到部队就当了文化干事，教战士学文化。建国后，在酒泉基地当计算处长，我的数学功底还派上用场了。”说爷爷是高才生一点都不为过。然而，在侵略者砸开了我们的国门、肆意横行的年代，偌大的中国已放不下一张安稳的书桌。读书、上学这些我们看来稀松平常的事，却是爷爷无法实现的愿望。
最刻骨铭心的记忆
董爷爷一生经历了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战争，他如数家珍般讲着百团大战、上党战役、平汉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直到解放济南、解放重庆成都。虽然年事已高，他依然思路清晰，甚至连战争的年份、地点，部队番号都记得很清楚。打了半辈子的仗，所有的喜乐辛酸都已溶入这些战斗的记忆中。对我的提问，爷爷的答案也总不离开打仗这件事。
最难忘的经历——抗战
1942年是抗战最困难的时期，连续三年的旱灾，使根据地的生活陷入困境，每人每天只有四两粮食，饿急了就拿野菜煮成稀饭充饥。“生活困难，战争更残酷”，日军对太行山区进行大扫荡，董爷爷所在的营跟随总部，承担掩护总部的任务。在一次突围中，敌人从四个县向我军扫荡，四五架敌机连续轰炸扫射。危机关头，左权参谋长亲自指挥掩护总部撤退，董爷爷从左权参谋长身边经过，左权参谋长还指示他向安全的地方跑，刚跑出100多米，敌人的炮弹就打在了左参谋长身上。“我是亲眼看见左权将军牺牲在山西辽县衙门口的后山上。”说到这儿，老人的眼圈红了，声音有些发抖。他停了停，平静下来接着讲，“再有200米就出包围圈了，左将军却没有走”。我问爷爷：“您怕吗？”“不怕！”声音坚定有力，“打起仗来就不怕了，脑子集中注意力对付敌人，特别是当我们胜仗连着胜仗，士气高涨，就不觉得害怕了。”至今我的脑海里还浮现爷爷说话时的神情，他让我看到了坚定的信念，看到了战士的铮铮铁骨。
最骄傲的战役——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打得比较顺利，先是在“上党战役”消灭了阎锡山的主力，接着在平汉路上打败了蒋介石的精锐部队。为了支援李先念的部队，又三出陇海，解放了陇海线上大部分县市，既而挺进大别山。我军连战连捷，逼得敌军投降、撤退。一说到打胜仗，董爷爷神采飞扬，还不时的握紧拳头。
最令这位老战士骄傲的就是参加了淮海战役。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里规模最大、歼灭敌人最多、影响最深远的战役，战役由邓小平指挥，刘、邓率领的二野与陈毅、粟裕领导的三野合击敌人。整个战役持续了三个多月，我军以六十万人打败了国民党的八十万军队。“敌人有飞机掩护，武器优越，装备现代化，我们成立时，用的土枪、土炮，还有矛子枪，大刀。我们能够取得胜利，根本原因是毛主席的指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找机会，钻空子，利用地形打伏击’；平型关大捷就是打伏击取胜的。我们夜间突袭，敌人的轰炸机就发挥不了作用了。”在讲到围困徐州的敌人的时，董爷爷兴奋地用手比划，还不时笑出声来。从他的表情已经看不到战争的残酷，而是充盈着胜利的喜悦，饱经战火的脸上绽开得意的笑容。
最开心的回忆——庆功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战士最开心的就是每次战役都能参加，一系列的战役连续取胜。爷爷告诉我，每次打了胜仗休整的时候都会召开表彰大会，表彰战役中表现突出的勇士。庆功便是当时战士们最高兴的事。
在我的请求下，董爷爷还唱起了“革命军人处处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老乡们，老乡们，快快去把战场上......”这些当年的革命歌曲。歌词记不清了，我就在一旁帮腔，我们一老一少边唱边聊，帮爷爷重温开心时刻。
最遗憾的眼泪——战友牺牲
董爷爷最要好的战友，都在战斗中牺牲了。“打仗说起来容易，打起来就难了。”讲述中，老人反复念叨这句话。“打仗没有前方后方，敌机到处轰炸。打仗就要有牺牲，我在机关的时间长，跟敌人真刀真枪拼的机会不多，我的战友都牺牲了”。爷爷的那些战友为我们赢得了胜利，却没能看到胜利，这成了爷爷一生的最大的遗憾。
最幸福的记忆——献身国防
新中国成立以后，董爷爷参加了解放西南的战斗，还在朝鲜打了一年仗，抗美援朝胜利后回国。进入和平年代，老革命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建设酒泉卫星基地。酒泉地处祁连山以北的荒原戈壁，方圆百里没有人烟，风沙肆虐，气候环境极其恶劣。生活条件就更差了，部队刚到那里时，营房还没有建好，只能住在帐篷里，喝得都是咸水，直到后来在1000多米的地下打出了井，才解决了饮水问题。董爷爷和部队其他领导带领几百名新招入伍的高中生，一边与艰苦的环境斗争，一边进行基地建设和科学试验。没有现代的计算工具，用的是手摇的电子计算机。他们搞导弹、原子弹试验，分析图纸、装弹头，成功的发射了东风一号、东风二号卫星。董爷爷带的部队多次获得“五好连队”“五好处”的嘉奖。在远离炮火硝烟的年代，在祖国西北大漠深处，我们的老战士用自己的智慧和心血继续为祖国的国防事业默默奉献。
后 记：现在，董爷爷已经离休多年，平日里走走转转，和老干部们下下棋，打打牌。打仗走遍大半个中国，要不是腿脚不便，老人还想去西藏和黑龙江看看。回顾这一生，董爷爷觉得“自己还是为国家做了点贡献，心里挺踏实的”。当我用“崇高”、“伟大”这样的词来形容他们这些老革命时，爷爷笑着摇了摇头。对我们这些年轻人，他希望我们“为社会做好服务”。他说：“你们是搞文艺的，就要发展文化事业。一个是物质，一个就是文化，你们要在丰富人们生活，给人们带来乐趣的同时，带来好的影响，用你们的歌声唤醒老百姓！”
“打仗的事只能大概说说，要详细的讲，那得要很多时间”两个小时的时间要讲述80年的历程，讲述革命的一生，的确只能是轻描淡写，但我已经收获了许多。老人的讲述条理性很强，为了不打断他思考，我尽量少提问。只是静静的聆听，再把重要的内容记下来。看爷爷累了，就端上茶水让他歇一下。两个小时的采访，我的思绪随着爷爷的故事，从满目创痍的旧中国到日心月异的新时代，从炮火连天的战斗场面到和平年代的国防建设。董爷爷的故事浓缩了一代老战士为国尽忠的感人事迹，也映射了历史车轮一路行进的轨迹。年少时他们不惜牺牲生命去迎取和平解放；胜利后他们没有邀功请赏，毅然奔赴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离休后他们的身体闲下了，心里却始终放不下国计民生。他们的一生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奉献的一生，是拖起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一生。
曾经在书里、屏幕上看过无数这样的故事，但当你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注视这些饱经风霜的面容，看着他们蹒跚的脚步、弯曲的背影。你才真正看到了活的历史，感受到崇高的心灵，懂得了生命的意义。调动心里所有神圣美好的辞藻，都无法把他们描写清楚，再动听的旋律也无法表达我的敬意。那是对心灵深处真实的触动。爷爷，就让我深深地给您鞠个躬。
搭车解放
性别与权力有着隐密的联系。在欧洲中世纪，封建领主享有初夜权，成为权力的一种象征与展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如果从性别的角度来看，换句话也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男人的历史，都是男人压迫女人的历史。用伍尔夫的话说：英国的历史是男性的历史，不是女性的历史。 妇女是社会最底层的被压迫群体。她们不仅受着精神的压迫和控制，而且直接受到身体上的禁锢和限制，受到最野蛮的身体束缚和摧残。从中国的三从四德、贞洁、缠足、陪葬到印度的殉夫自焚，妇女成为了男人单纯的的附属物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在马克思和我于1846年合写的一个旧的、未发表的手稿中，我发现了如下一句话：'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分工。'现在我可以补充几句：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 在母系氏族社会结束之后，人类就进入了男权社会，而家庭则成为了社会压迫关系的细胞和储蓄所。家庭成为国家的一个最基本的细胞，与国家形成了同构的关系。不论是封建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往往都是将社会分解到家庭。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弗里德曼说：作为自由主义者，我们把个人自由，也许或者是家庭自由作为我们鉴定社会安排的最终目标。 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同封建主义一样并不彻底地分解和界定所谓个人，不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怎样宣称个人主义、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可是，通常仍然把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把社会仅仅分解到男权家庭，或者说把个人自由等同于男权家庭。
由于家庭是压迫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家庭的解放成为了人类历史解放的必要条件。恩格斯说：妇女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庭奴隶制之上，而现代社会则是纯粹以个体家庭为分子而构成的一个总体。……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 妇女解放的第一步是妇女从家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社会公共领域。政治解放是妇女解放的重要方面，而经济解放则构成了妇女解放不可或缺的基础。恩格斯说：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末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 因此，在有关社会解放的乌托邦想象中，首先必须破坏家庭，破除家庭的界限。也就是说，社会解放必须从根本上摧毁压迫性社会的基本形式--家庭。
20世纪初，摧毁贞节等束缚妇女的传统礼教，生成了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汹涌澎湃的潮流。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中，放足、剪发、男女同校、社交公开、自由恋爱、婚姻自主、自由同居，妇女解放运动首先直接表现为身体的解放。在现代开幕的那个时刻，出走成为了中国妇女解放最耀眼的瞬间和最辉煌的意象。在中国现代资本主义开幕这一刻所塑造的这一娜拉式的出走姿态具有中国古代戏曲中的亮相一样的庄严意义。
在五四时期，女儿们从家庭和家族中被解放出来，正如鲁迅的小说《伤逝》中的女主人公所宣称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五四女儿们第一次从家庭中冲撞而出，获得恋爱和婚姻的自由，实际上就是把婚姻的权力或者说妇女身体的交易权从家族的手中夺取过来，攥到了自己的手中。而此前，妇女往往不过是男性主宰的部落和家族利益的交换物，是男性政治的附属品。这种男性政治最典型的标志就是中国古代和亲政治中作为被交换的物品的妇女，她们是男权国家政治交往和妥协的礼物。作为男权政治之间交换的物品，女性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缺乏自己完整的人格和自主的命运。《红楼梦》中元春的悲剧命运是由贾家为了实现其家族政治利益与皇室进行交换而决定的，而围绕着贾宝玉所展开的斗争，林黛玉的木石前盟败于薛宝钗的金玉良缘，是贾家政治经济的前途和家族利益权衡必然的结局。在封建社会中，婚姻或者说妇女往往只是家族政治的一种平衡的砝码。男性是家族命运的唯一中心，妇女是无足轻重的。只有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妇女才开始逐步确立自己的人格和地位。
然而，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中国现代妇女解放缘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目的，附属于现代民族解放运动。20世纪的中国所有的故事从根本上都离不开破家立国这个大故事。个人解放和妇女解放的故事最终也不过是民族解放这个大故事里的一个小故事。妇女解放不过是民族解放规划中的一个必要的环节和插曲。妇女解放最初是由于民族解放的需要，是由于国家的召唤。也就是说，国家把她们从家庭和家族的控制以及男性的占有中解放出来，是为了将她们变成了女国民，直接置于国家自己的掌握之中。归根到底，国家把妇女从家庭和家族以及男人的手中解放出来，最终是为了使她们献祭到国家的神坛上。所谓革命，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于家的革命。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指出：中国五四时期的文化叛逆者利用另外一种策略把妇女纳入现代民族国家之中，这些激进分子试图把妇女直接吸收为国民，从而使之拒绝家庭中建立在亲属关系基础上的性别角色。 一句话，20世纪，中国是为了国家的目的而被迫从家庭解放妇女的。简单地说，中国现代妇女解放的历史就是，妇女在国家的需要、怂恿和支持下砸碎了家庭的枷锁。为了救亡，国家被迫把妇女解放出来，使她们同男人一道承担起救国的责任和义务。辛亥革命时期秋瑾女扮男装具有象征意义。在国民革命中，同样谢冰莹的《一个女兵的自传》所叙述的故事那样，妇女通过从军，通过成为男人而获得解放。 20世纪50年代，由于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以铁姑娘为代价，妇女进一步扩展了社会平等和权利。实际上，不论中国，还是西方，妇女获得解放和平等都是男权国家被迫作出的让步，都是男权国家被迫从家庭将妇女解放出来去保卫国家。中国现代妇女的解放是在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发生的，现代欧美妇女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全民战争所引发的劳动力短缺之际，填补了男人空缺的岗位，走出了家庭，成为了职业妇女，因此分享了从前为男性垄断的权利。正如伍尔夫所说的：说来也真奇怪，还要感谢两场战争，一场是把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从客厅里解放出来的克里米亚战争，另一场是大约六十年后的欧洲战争，它为一般妇女敞开了大门，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些社会弊端正在逐渐得到改进。
因此，妇女解放往往是通过职业化尤其是在战时和社会危机中以身体的巨大代价而获得社会平等的权利。归根到底，妇女解放是在传统的男权社会发生了危机和动摇的时候，由于男人需要支援和同志而发生的，并且在危机中，妇女与男人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一种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但是，这种解放能够走多远呢？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曾经预言，她们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他们的出走和解放并没有真正的前途。妇女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最终不过成为民族和阶级解放运动的牺牲和祭品。从鲁迅的子君到茅盾的时代女性，她们以精神和身体的毁灭证明了解放的悲剧前途。所谓解放，最终不过是通过打破封建礼教的重重枷锁束缚，为资本主义市场社会制造了女性的身体。或者说，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和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使妇女由被封建权力禁锢和打上了封建礼教烙印的物品变为身体。从历史的意义上来说，她们不过是为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社会贡献出鲜活的作为商品的身体。田汉30年代的电影《三个摩登女性》和40年代的电影《丽人行》描写了娜位走后的命运。这也就是杨沫的《青春之歌》中被余永泽所启蒙和解放的林道静的历史。张爱玲作为一个反五四和反浪漫主义的作家，在《倾城之恋》等作品中，以反传奇的风格叙述了女性身体的现代命运。
在中国现代，妇女解放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而是起源并且附属于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是一种搭车的解放。总而言之，妇女的解放是有条件的。妇女的解放被归属于更巨大的历史潮流之中，她们是被解放的，是因为另外的历史目的、力量和原因而获得了解放。由于妇女对中国革命的广泛参与，在某种程度上真实地改变了妇女在革命的中国的地位。因为中国现代妇女解放是搭车解放，所以，在中国现代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在中国需要全面社会动员的时候，男权社会被迫向妇女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和妥协，从而使中国的妇女透支了大量的权利，从而使她们的解放达到一种空前的程度，甚至相对全世界来说具有某种超前性。但是，同时也很容易发生历史性的倒退，使男权在妥协性的社会环境崩溃之后卷土重来，从而妇女的平等权利得而复失，出现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局面。
女性商品化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大潮席卷下的中国，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市场的扩张。此时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引进及其性别书写，既有展开和释放女性身体内涵的意义；但是，同时这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脱颖而出的感性化的身体又及时地被市场和商品化大潮所俘获和操纵。这种性别书写、阶级分化同市场交换成为了共生的秘史，市场既为性别/阶级分化创造了条件，同时，反过来，性别/阶级分化又为波诡云谲的市场经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有不谋而合、异曲同工之妙。在所谓市场社会中，与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沦为真正的无产者的工人一样，位于社会底层的妇女，同样沦为最廉价的过剩产品。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或者说在从革命的中国向市场的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女性的性别特征逐渐被清晰地刻写出来，中国日益由一个无性化的社会转变成为一个性别化的社会。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突出的现象是妇女的身体获得了解放一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女性的身体再一次获得解放。但是，这一次解放，不是作为女国民或女同志，而是作为女性身体而获得解放，妇女在市场社会中获得了鲜明的性别定义。改革开放伊始，美人头作为改革开放的标志开始在杂志封面抛头露面、搔首弄姿，随之而来的是化妆、选美和性工作。女性开始被性别规划、职业化和商品化。女性身体引人注目地开始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转型中，女性身体逐渐被重新从性的角度被规划、开发、使用和诠释。到了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发育日趋成熟，广告这一最典型和活跃的大众文化工场成为了新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生产基地，男/女性别被塑造和铭刻成为两类固定的社会形象：男人被塑造成为成功人士，社会权力和财富的生产者、垄断者和消费者，而女人则被塑造成为男性占有和消费的对象，即成为一种社会消费品--做女人挺好。在90年代的大众文化领域，阶级的构造和性别的构造携手共进，共生共荣。女性身体全面地潮水般地涌入生产/消费和市场。
无论人们多么不愿意正视；然而，实际上买卖婚姻是人类婚姻的常态。在市场社会，婚姻无可避免地具有这个社会最本质的特点，即婚姻无可避免地成为买卖的婚姻。只要有市场的地方，就无可避免地存在着买卖关系，而妇女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而性买卖不过是一种最直言不讳的表达形式。性买卖几乎是和私有财产、市场同时出现的一种古老现象。当然，妇女成为商品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在部落社会，妇女是部落之间流动的礼物，妇女无法从部落财产分离出来。从中国历史上看，女性身体的处置成为一个有趣的变化过程。性工作者这一形象和职业是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逐渐分化和凸显出来的。中国古代有所谓四大美人，但这四大美人都是皇帝的专宠和禁脔。值得注意的是，四大美人是唐代以前的故事。而到了唐代以后，美人不再被重重宫墙封锁和被皇帝独占，而是被解放出来，被大张旗鼓地展示于红灯高照的妓院。从此，美人从宫廷流入了市场，进入了伟大的商业交换和流通。历史传说中那些耀眼的、光芒四射的女性不再是嫔妃，而是妓女。从薛涛、苏小小，到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她们都是职业女性。从宋徽宗夜会李师师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有趣的变化。到了宋代，市场已经充分显示了它无所不能的伟大力量，这种惊人的魅力连皇帝也甘拜下风。根据传说，清代同治皇帝因为到紫禁城外买春而死于梅毒。到了市场经济发达的时代，性不再是皇帝的特权；相反，皇帝也要微服屈尊到市场去购买。性的消费成为男性的一种普遍共享的权利。妓院成为了男性的共和国。正如美国白人的民主制度建立在对于黑人奴隶的种族奴役之上一样，在对于女性的性别奴役之上，也建立了男性民主制度。
妇女存在的形态是不断变化的。在中国历史上，妇女明显地经历了从宫廷和从家庭解放出来的历史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摆脱宫廷帝王的垄断，进入市场，成为商品，也是一种解放。买卖婚姻和卖淫一方面是对于妇女身体的奴役和贬低，但是另一方面是对于妇女身体的肯定和解放。从封建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被剥削者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可以向所有人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就是说，最少他们在卖这一点上是公平和自由的。正如工人一样可以正当地、自由地出卖自己的身体和劳动，作为性工作者，妇女使自己的身体进入市场，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伟大循环。妇女卖淫，与工人出卖劳动力、知识分子出卖知识一样，它体现了资本主义共和国最基本的买卖规律。
这是资本主义普遍的卖身制度，性工作者和蓝领工人、白领工人或者说知识分子的唯一区别在于，他们所出卖的是身体器官的不同部分。在市场社会，妇女的身体沦为商品是必然的。不论是以隐蔽的还是公开的形式出卖。由于整个社会无法摆脱这种压迫结构和买卖关系，由于现代文明是一种压迫性的社会，所以妇女的被压迫、被剥削、被买卖既是不言而喻的，又是自然的。在阶级的、压迫性的社会中，如果商品经济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如果等价交换和自由贸易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规律；那么，禁止性买卖就是不可能的，就像禁止工人出卖劳动力是不可能的一样。简单地从道德上来反对丑恶的买淫和卖淫，就像简单地从道德上谴责资本家的血汗工厂一样是无力的和虚伪的，因为买淫和卖淫是一种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在普遍存在的卖淫社会，其区别只在于这种买卖或者是公开的，或者是被掩盖起来的。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在两种场合都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淫--有时是双方的，而以妻子是最通常。妻子和普通娼妓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计件出卖劳动那样出租自己的肉体，而是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 一方面纵容剥削，另一方面却羞羞答答不敢正视性剥削，将性剥削的政治变成为一个道德分区，将剥削的政治性转换成道德，使性剥削无名化或者驱逐到地下，结果不是性剥削的消失，而是性剥削的被迫遗忘。恩格斯针对这种男权社会的虚伪说：杂婚制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它使旧时的性的自由继续存在，以利于男子。在实际上不仅被容忍而且特别为统治阶级所乐于实行的杂婚制，在口头上是受到非难的。但是实际上，这种非难决不是针对参与其事的男子，而只是针对着妇女：她们被排除出去，被排斥在外，以便用这种方法再一次宣布对妇女的绝对统治乃是社会的根本法则。 如果要真正消灭性别压迫、卖淫和性剥削，那么，首先必须消灭经济的不平等和剥削关系：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
人之初，性本善。正如劳动是人的自然机能一样，性也是人的一种自然机能。对于劳动的独占与剥削，与对于性的独占与剥削是同时产生的。同时，它也产生了对于劳动和性的侮辱。在所谓文明社会，劳动和性成为了压迫和奴役的一种最典型的形式和最鲜明的标志。正如工人为了金钱而出卖劳动力，妇女也同样为了金钱而卖淫。在压迫性的社会中，位于社会最底层的妇女无法真正成为社会主体。到目前为止的所谓妇女解放，是从作为物品的妇女到作为商品的妇女的历史过程，妇女是作为商品而被解放出来的身体。妇女真正获得解放，必须待到妇女的身体不再是买卖的对象，正如工人的解放必须等到工人不再被迫从事奴役性的劳动一样。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只有当劳动和是出于愉悦而不是被迫发生的，才成为真正美丽的。这种劳动和性的自由享乐将构成人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重要标志。
转瞬间，我们年轻，稳健的共和国已经六十华诞，作为一名中华儿女，怎能不让人激动？六十年的风风雨雨，她饱经苍桑而容颜未改，三十年的伟大变革，她开辟了新的时代。我亲爱的祖国，你创造了多少辉煌，你又怎能不让我热爱。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号，黄海明珠，青岛解放了！每当奶奶听我向她念起祖国的发展她总会感慨，说起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当年爷爷是一名商人，在渡江战役开始的前夕，在国统区生活的爷爷已经受不了那种高压，白色，令人窒息的生活，为了早日结束这段阴暗的统治，爷爷毅然决定，争取帮助共产党早日解放青岛。可是，那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啊，当时，我的姑姑刚出生不久，可谓是上有老人，下有子女，参军是不可能的，但不去争取解放，又怎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呢？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奶奶悄悄告诉爷爷，有几位共产党员弄来了整整18车的钞票，爷爷立即明白了钱的用途，首先为渡江战役提供物资，其次把这里的通货搞膨胀，爷爷知道机会来了…….小心谨慎的共产党员并没有轻易的把钱给爷爷，而是经过了一系列的考察，才放心的把一大笔钱给了爷爷，爷爷不辱使命，为共产党弄来了5000双军鞋，又发展了军械所的一名官员，已更新枪支为由，偷出了十几挺重机枪，正当爷爷如今，十几年的内战，早已成为历史书中的阴暗一笔，混乱的局势也早已改观，五星红旗在飘扬，我的心情也无比的沉重， 牢记历史，珍惜眼前生活，这才能不会有博于我在团旗下的誓言： 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团的章程，执行团的决议，履行团员义务，严守团的纪律，把团的名誉放在首位，个人名誉得失放在次位，勤奋学习，积极工作，关心集体和国家大事，帮助他人，力争做一名优秀的共青团员…….
大家都知道，在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时，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热潮高炉，小炉，大灶，小灶日夜不停，冒着黑烟，成为当时大炼钢铁时期的中国最真实的写照。
我的奶奶今天和我在一起交谈，讲她们的故事。奶奶今年90岁了，身子灵活，体质健康，心理什么事都清清楚楚，耳不聋，眼不花。回忆起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代奶奶感慨万千，接着，奶奶讲述了以自己的生活为主题的真实的故事，这就映射了当时中国社会底层人的生活。
大炼钢铁时，村里派来一些人拿着钳子把家里的门子拆了，把上面所有的铁制工具全部写下来，连锁子也不放过。当时戏剧性的话：“真是到了夜不闭户的境界了。”所有的锅全部被拿走，假使埋在院子里，那些人就拿着锄头挖地三尺。那时候，家家户户惊恐万分，奶奶在夜深的时候把一个小铁锅藏进对门的一个小洞里，才使这口锅免于被融化的命运。没饭吃，公社开立了大食堂，几个中年妇女有发小贴饼的，有舀汤的。奶奶说，她那时候是管舀汤的。一到中午，人们都提着饭桶和碗来舀汤，当时都是定量的，按每人一勺汤来计算的。那做饭的锅有2米直径那么大。奶奶那时要把勺子放平着舀，给谁少一点都不行，大家伙都看着，要是那个是满满一勺子，他的斜着舀了，往外漏了点，就会觉得不公平，弄不好就要打架啊！姥姥十分公平，所以大家都去她哪儿舀，而旁边的大锅却无人问津。奶奶舀了那锅舀另一锅，累得受不了。当人们领完饭后，奶奶回到家，左找右找找不到一点吃的，原来爷爷都吃了。奶奶说，她和爷爷的一顿饭一共才两个半小贴饼子，你也许想象不到，那贴饼子的直径还不到五厘米。但是爷爷以为奶奶在食堂可以吃饭，就把所有食物据为己有，吃了个精光。奶奶只好饿了一天。
什么时间的事？爷爷奶奶耳朵不好听不清楚